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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留学生艰难归国路：家庭何以成为跨国流动的兜底基建？
记者| 赵蕴娴
编辑| 黄月
十月底，多个中国驻外使馆发布通知，赴华人员登机前除必须出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还须出示血清抗体检测阴性证明，如经第三国中转，得在规定时间内重做这两项检测，再持新的“双阴”证明登机。自三月以来，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使跨国流动变得异常艰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19年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达928090人，疫情期间，信息的混乱、国际航班的减少、各国防疫政策的变化，让许多留学生不得不在去留之间做选择：离开之后何时才能回去继续学业是个问题，但危机中对人身安全的顾虑、对家庭团圆的渴望，又促使他们踏上坎坷的归国之路。
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扬、杜伦大学教育学助理教授许玲玲以及华东理工大学研究员屠梦薇对16位在英留学生以及8名留学生家长进行了访谈。他们发现，留学生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双重疏离”的状态：一边是海外日益加剧的种族歧视，一边是国内对留学生“千里投毒”之类的舆论污名化。在这一非常时期，家庭正从跨国流动服务的消费者、使用者变为“调配者”，通过漫长琐碎的信息浏览核实、电话沟通来重新统筹涣散的跨国流动“基建”；为了使这个过程变得顺畅，家庭成员间会进行“情绪表演”，尤其是父母，他们通常会抑制自己的焦虑，尽可能地在冷静与关切中找到平衡，但这并非易事，有时候还会在亲子间引发新的矛盾。
当学校、移民局、航空公司等机构陷入混乱，不再能够保证有序顺畅的跨国流动，家庭扮演起了为个体“兜底”的角色，那么，家庭调节式的跨国“基建”有何特殊之处？所谓“情绪表演”对家庭关系有何影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与三位研究者进行了一次连线采访，就疫情之下的留学生困境和这项研究本身的方法和意义展开了探讨。
2020年3月18日，众多乘客搭乘英国伦敦飞香港的航班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其中不乏香港和内地赴英留学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屠梦薇认为，家庭的确发挥了“兜底”功能，这一功能恰恰是在全球移民基建研究中被忽视掉的；在大部分过往研究中，家庭通常仅仅以受害者或得益者的被动形象出现。胡扬则指出，家庭调节式“基建”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不能只从好坏上去说，关系的变化是多维度的，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应对风险。同时他也强调，处于国与国夹缝当中的不仅是留学生群体，还有数量广大的劳工等移民群体，他们的处境亟需关注，也需要更好的基建建设来保护其权益。
“家庭基建”是众多偶然中为数不多的必然
胡扬：基建的作用在于协调跨国流动，让它顺畅进行。疫情期间，整个跨国流动过程变得很不畅，“断链”这个现象在多维度都有体现：第一方面是单个机构，比如说交通、跨国留学组织、移民局，不论是私营的还是官方的组织，都没有既成的体系来应对疫情；第二方面，这些机构之间的配合也出现了断层，比如说航空公司和移民局之间出现了很多沟通和协调的断链。在单个机构不能有秩序运行、机构之间也不能很好协调的情况下，家庭就开始扮演起协调、统筹各机构的“基建”角色。
界面文化：疫情之前，家庭在留学生跨国流动中本来就扮演了资源提供、整合的角色，现在所说的基建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胡扬：疫情前，这些基建的运作是自成一体的，有一个固定的秩序在里面，它们之间的合作很流畅，家庭通常是（基建的）消费者，而不是基建的构建者和组织者。在疫情当中，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是，家庭的角色从基建的用户转变为统筹者，我们访问到的很多家庭在疫情期间会主动统筹移民局、航空公司、学校等机构之间的合作。这样的统筹行为带来的结果是，原本由机构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在疫情期间由家庭亲密关系来承担了。
界面文化：家庭统筹的结果最后还是作用于小孩一个人，家庭在孩子的教育里面一直扮演一个资源提供、整合的经纪人角色，比如给他选学校、报补习班之类的，现在所说的家庭基建和这种教育经纪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胡扬：“基建”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我教育的决定，而是（教育）流动的决定，涉及到教育迁移，和单纯的教育决定是很不一样的。它发生在跨国背景下，需要很多机构的基建来维持运行，这不像在一个单一的教育市场里面去进行选择——没有基建，留学很难发生。
屠梦薇：我们通常说家庭是一个人最后的港湾，或者说是给子女兜底的角色，那么放到留学的背景当中，家庭有什么特殊的呢？在危机发生时，跨国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的“跨国机构”挺身而出。作为研究者，我们有必要突出家庭在移民基建中的重要性，因为长时间以来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支持通常是被放到幕后的。
胡扬：我们做这个研究不单看家庭基建是怎么运作的，也得看它发生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在正常状况下，家庭做留学决策时不会掺杂这么多的情绪表演，以及论文中提到的情绪“双重夹击”。机构为什么适合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它是冰冷的，不用去承担家庭情感和关系的后果。家庭基建对家庭关系既有量化的影响——家庭的兜底角色在疫情期间被放大了，此外也有质性的改变。
论文里提到的一个被访对象是要从曼城到阿姆斯特丹转机回中国，她到了曼城机场后发现，阿姆斯特丹边境临时决定要关闭，根本没有办法让她转机，于是她和父母跨时区协作，多方联系了边境处、大使馆和航空公司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此前边境的协调都是在机构之间进行的，不大会通过个人去协调多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界面文化：对一个社会学研究来说，目前的调查样本会不会太少、太有偶然性呢？
屠梦薇：在采样的时候，我们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尽量让样本体现就读和来源上地区的多样性；同时也特意避开了毕业生，因为大部分毕业生在去留问题上不是很纠结，不需要做太多取舍；我们关注的差不多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看他们在这种不确定的状况下，如何与父母商量。
许玲玲：刚才曼城学生的这个例子，他的经历实际上一点也不特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购票时被欺诈、遇到航班被取消，这些都很普遍。把这个案例用在论文里面，是因为它有典型性。对于这个研究来说，采样数据已经饱和了，我们可能还会继续跟进欧洲的秋冬疫情对留学生去留选择的影响。
胡扬：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它和量性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并不想提出一个有代表性、统计性的总结，而是想去展示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更深入地去探讨一些（有代表性的）个人经历。如果是去做一个大型调研的话，可能很难深入。
“偶然性”这个词很好。文章确实也想体现出在基建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就是有非常多偶然存在，阻碍跨国流动。我们的研究尤其强调的是，父母和孩子在远隔重洋的情况下是怎么努力应对这些偶然性的——“家庭基建”是我们在众多偶然当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必然。
家庭成员需要采用合适的情感策略以实现“基建”
许玲玲：在访谈的过程中，有的学生会强调自己一直很独立，父母不会干预自己的决定，但疫情中还是需要父母动用家庭资源，去帮忙买机票之类的，还有一些会在视频给父母看自己是怎么做饭的，这就是疫情前他们不会做的事。我个人在访谈中的观察是，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交流确实变多了。
胡扬：单纯说情感加强了或者变弱了，会有一点过于简单化。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论文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个是“责任”。
“风险社会”是说，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是被风险所界定的，基建从机构到家庭的转移过程中，风险的承担很大部分从机构转向了家庭，原本航空公司、移民局、学校等机构都是需要保证留学生安全的，但在疫情期间，他们无法很好做到这一点，家庭所承担的风险就因此变大了。如果我们的社会关系都是被风险所界定的，那么风险的个体化、家庭化，肯定会对家庭关系产生很大影响。
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觉得，父母虽然跟我讨论，但最后还是说“我们尊重你的决定，尊重你的独立”，这是不是父母在“甩锅”，是不是把风险都交给我了？要求父母承担责任的这种期望，在以前——尤其是在大学生努力争取和表现自己独立的情况下——就不会特别明显。如果简单地界定，从我们可以说基建对亲子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也是被放在高压情况下的情绪流露，她后来也能体谅到父母是在进行情绪管理，而非“甩锅”。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父母和孩子双方变成了对等的合作者关系，这一点在信息交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国内的父母看新闻通常会很焦虑，不知道英国的真实情况如何；这时候孩子就变成了他们在混乱中最一手、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在传统的、不太平衡的代际关系中，父母通常是权威的一方，而疫情期间，孩子因为掌握信息而成为一个对等的合作者；他们不单单是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关系，权威开始从父母这边往孩子那边倾斜。这个变化是很微妙的，并不能单纯归化于关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家庭关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围绕着他们怎么理解和应对风险。
界面文化：“甩锅”的这个案例显示，被采访者的情绪是流动的，不是固定在采访当时所表现的那个状态，论文如何去呈现这一点呢？
胡扬：在一个期刊文章的体量下，很难用八九千词把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
界面文化：在这个研究中，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处理家庭内部的情感问题，是否会觉得有些不足呢？
胡扬：第一，情绪社会学从霍克希尔德发源，已经有一个比较长的传统，并不是一个很新的领域，从工具理论视角来看已经非常健全了。
第二，我们的研究不是要去捕捉被访者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能捕捉到一些比较粗略的情绪，比如说焦虑、烦躁、担忧。但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情绪本身，而是在情绪策略上，即人们是怎么去管理和表现情绪的，同时也关注他们的情绪困境。
情绪表演和策略在许多家庭里都真实存在，家长很焦虑，他们会说，我们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一点焦虑，但又不能完全表现，因为完全表现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情绪，不表现又会让孩子觉得我们不关心他。因此，他们的情绪策略游走在情绪真实表达和情绪保留的微妙平衡之间。
界面文化：可以再具体讲讲这个情感策略如何对基建起作用吗？
胡扬：如果大家都沉浸在情绪当中，毫无保留地宣泄自己的焦虑和烦躁，那么就没办法去冷静思考和决策，基建也就难以运行。所以他们会刻意克制，至少让自己显得比较理性。家庭基建和机构基建的不同在于，后者很少包含情绪这样的东西，而家庭基建必须在理性和情感的价值夹缝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平衡，就很容易崩溃。
屠梦薇：新冠大流行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机构基建的脆弱性，而家庭反倒是坚韧的。在有关全球移民基建的研究中，家庭往往以受益者或受害者的被动形象出现的；现在基建掉链子了，家庭从幕后走到台前，让我们看到了它在全球化中被忽视的作用。意识到家庭韧性的作用后，我们再去理解全球化，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维度。
在“爱不爱国”与“世界公民”之外，
留学生有更复杂的身份认同
屠梦薇：在正常情况下，留学生也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双重疏离”状态。比如说找工作，留学生要是在英国找工作，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是被英国主流劳动力市场驱逐的，想回回国内找工作的话，又发现自己远离国内就业市场这么多年了，也不是很了解，在婚恋市场也是一样的，这对他们的家国民族认同都有影响。简单一点说，会有一些人变得对自己的祖国更认同，或者更不认同，还有的人会对自己的海外经历产生怀疑。这些也取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出国的、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回国的。
胡扬：两极化的情况虽然会出现，但我个人认为，在个体层面，极端化的概率可能比较少，更多可能出现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混合性”。个体在跨国经历里会对不同的文化、经历进行吸收、排斥和糅杂，对文化的认同也会变得更为细微，反而不大容易在文化认同时非此即彼。
界面文化：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屠思奇在她针对小留学生的研究中指出，现在的小留学生不再像之前的留学生那样，有“世界公民”的认同和想象。结合你们的留学经历和研究观察，你们怎么看待“世界公民”认同的衰落？
胡扬：“世界公民”是社会学和教育学中的一种提法，也有其他流派存在。至少从90年代开始，像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学者、布尔迪厄这样的后结构主义学者，都是在强调人的任何流动都是在寻求“distinction”，寻求自己和其他人的不一样，并不一定要成为“世界公民”，而是（通过跨国经历）成为独特的个体。
另外，“世界公民”的认同和国际关系也有不小的关联。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是研究美国小留学生的，这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在美国留学学生对“世界公民”的看法，英国或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
屠梦薇：你说的是“世界公民”认同衰落，但另一个问题是，它原来很兴旺吗？我不觉得过去就真的有很多人认同这一点。留学生人数增加后，可能认同“世界公民”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留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也变得更复杂，这也导致留学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变得多样化。